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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さいごのキスきすはタバコたばこの flavor がした

可以想像，公投結果統計發佈後，很多人都渡過了各種複雜情緒交疊的夜晚，然而，經過時間沈澱，終究也是到了該認清幾個事實的時刻。
首先，從公投一面倒的結果比例來看，我們應該對於自身處境更有覺知。當我們只能不斷在街頭上說著「請大家站出來為我們投票」的時候，其實「本質上」就是在承認，就是在賦予「多數他者」可以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力，而這樣的運動過程，就算有自我組織壯大的成份在，但換個角度看，難道不也像在自我掏空，召集團結了再多力量，最終都是在把自己的生路交到別人手裡嗎？

引言：關於2017年的社會寫實家庭電影
能夠被歸檔進入「訴求大眾觀影」的「社會寫實體系」劇情電影幾乎無法不觸及對於「家庭」的描繪，更精確具體地說，電影針對家庭狀態的著重描繪，能夠透過較低門檻平穩乘載側面反映社會現實的相關情節，例如將國家長期照護體系失能的社會背景轉化成家人彼此「相依相伴」乃至「互相殘害」的一則「家庭故事」，而不是使用電影直接再現位在更源頭處的文明議題生硬核心。無論是針對普同家庭想像模組進行拆解對話，從而召喚大眾共鳴反思的「捨本逐末」創作立場，或者是企圖訴求感性溫情進而模糊群眾視線的「本末倒置」亂源幫兇，同以「借鏡」取代「直面」的敘事手法與劇情電影的創作本質如出一徹，而將電影鏡頭置於家／國本末光譜兩端所成就的，不僅只是集體聚焦轉向「文化政治邊陲認同」的邊際效應，更是將眼光「放諸四海」只見「四海為家」的共構影像社會文本。

（本文緣起於2017年金馬國際影展「奈派克獎：亞洲電影觀察團」的十部亞洲新銳導演作品試片，由筆者自主無償撰寫完成，本文相關的影展作品：《音為愛》。）
以真實人物作為故事主角，並以其生命故事為藍本，兩者相成改作的電影劇本將能進入「傳記電影Biography Movie」的定義範疇，有趣的是，傳記的主角本身是否仍然在世並無關緊要，畢竟，諸如此類電影，或者說「文體」類型的存在，原本就不與主角本身真的切身相關，關鍵目的，在於該真實人物歷程在特定時代中所能夠被挖掘、被賦予的延伸閱讀可能，以及這些可能性所召喚、鞏固的既存社會經濟、政治權力結構狀態。

（本聲明圖片引用自：三立新聞官方網站）
自從日前女作家驟逝的消息透過出版社代父母發表的「被誘姦聲明」在大眾媒體挾帶鄉民正義聲勢下廣傳開來，一起又一起的「補習班師生性愛門事件」開始在網路上被連環爆料，彷彿全世界都在那邊誘姦來誘姦去，多麼荒謬且瘋狂。七、八年前，師生戀的故事還可以在某種愛情神聖觀點裡被浪漫化地擁護，沒想到現在都無差別進化成誘姦（利用權勢惡意揩油+侵犯）了。

  
在形容詞「反差萌」還沒得到具象語言化的21世紀初，由三池崇史翻拍同名漫畫的作品《殺手阿一》，呈現了將原作原始設定重組、推翻、精煉後的精彩影像敘事。一個容貌集邪惡、痞帥、妖媚於一身、懷抱著對首領絕對熱愛的黑幫組內第一把交椅，一個外形老實可愛性格懦弱不振但隱藏身份是個無敵殺手的年輕少年，因為一連串計劃謀財兇殺案連結起來的糾葛緣分，成全了一段血肉模糊中的深刻人性探問軸線：關於人自我和他我在慾望和失望之間擺盪的永恆命題。    
常見的說故事文學方法裡，「追逐懸念」是十分引人入勝的策略，結構上即包括了懸念何以為懸念的抽絲剝繭，角色所採取的相應行動填補「追逐過程」，最後則依照動能慣性呈現該過程告一段落的「結局」。懸念概念的成立前提，必然存有著與其相生的失去，於是，對於懸念抽絲剝繭的表現大體上是讓「失去」本身產生「意義」的回憶或訊息，編劇則在事件不斷發生的「過程」情節串聯中，適時地拋出各種相關線索和資訊，並且有意地讓不同的懸念交錯產生各種衝擊理解神經的火花，甚至擦撞出更多不同的懸念，直到「最根源的懸念」得以有個善終，故事也方才能有個令人滿意的收尾。《殺手阿一》即按此順序進行故事呈現，也因此，「失去」與「懸念」之間的張力表現，亦乃是本片敘事核心之所在，失控爆走能量的內涵，實則相當仰賴結構嚴謹的敘事美學支撐。

   
相較於原著對於身體慾望的想像或描繪看似僅止圍繞著那根勃起的陰莖打轉，《殺手阿一》的電影版本，透過垣原一角（淺野忠信飾）讓實踐慾望的可能性被拓展到了整個身心靈三位一體的位置。基於安生首領失蹤而開展的兇手與真相追尋，在見證了主角垣原無數瘋狂血腥的拷問行為後，終於很快地明白令他焦慮的懸念與執著根源所在——並不真的在於首領失去的生命本身，而是在於那份再也找不回來的，只有安生能夠透過無情毆打帶給他的強烈身體快感。
更具體地說，失去了安生老大，垣原失去的是生命經歷中最符合內心期待的極道凌虐之實現可能。故事沿著一般語言中的「復仇邏輯」來找尋真凶的繁複過程，對角色而言的實質意義上並無異於再次滿足受虐期望的連鎖行動，面對失去故尋找其他可能代替品實為理所當然。換句話說，垣原這個角色很明確地足以表達出，所謂的復仇行為不過就是一種自我慾望包裝的事實，而他有始有終的狂氣行為也在電影編劇精心安排下，得以被看作是追尋「慾望備胎可能」的理直氣壯表現，經過一連串的汰弱留強，終極備胎人選正是實力深不可測的殺手阿一。

  
湊佳苗的原著小說又一次被搬上了大螢幕。不同於多年前造成轟動話題的《告白》和其他相仿背景的校園作品，《白雪公主殺人事件》跳脫出教育環境象牙塔中的基本關懷面向和格局，以大眾媒體與文化的針砭式觀察為故事發展核心，循著一起平凡上班族OL謀殺焚屍命案所點燃的導火線，在女主角城野美姬被「審判」為兇手的獵巫追殺過程中，透過各方關係人和最後當事人的現身說法和彼此聲稱之間的各種矛盾錯落，針對普世媒體亂象和大眾輿論中蔚為常態的盲從不堪和惡意瘡疤，第一人稱觀點的描述限制仍掩藏不住作者不留情面的明白揭示與批判意圖，一如往常的仿《羅生門》敘事結構，典型的「受害者」與「控訴」共生的互文文體，深刻入世的反映出近代日本社會的一針見血橫切面。
原汁不原味的大膽詮釋
由中村義洋執導的《白雪公主殺人事件》電影改編版本，除了基於大螢幕改編面對受眾觀看習慣的長度限制，必然要將原著小說提供的細緻線索一一捕捉、重組焠鍊。電影劇本在改編原著情節的呈現中，相當程度地結合了電影語言和小說結構獨有的敘事風格，瞬間停格搭配字卡註解出場人物身份與角色關係的段落分章即為一例，對出場人物不同身份標籤的調度運用也算和原作並駕齊驅地能屈能伸，例如人物的視覺外觀再現著具備性別敏感度的玩味空間。

2014年5月21日下午，在捷運龍山寺站駛往江子翠站區間列車上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台史無前例的無差別殺人事件。21歲的兇手鄭嫌身持兩把水果刀延車廂一路砍殺乘客，總共造成四人死亡二十餘輕重傷，最初傳出酒後行兇但後來發現酒測值並未達標，本就計劃在大學畢業前後要完成這一件大事的兇嫌，疑似因為今日下午沒課一時興起便動了殺機，落網後被警方問到：「你知道會被判刑嗎？」他回答：「我知道會被判死刑。」
就本次謀定而後動的無差別殺人案件犯人行為模式看來，「奪去生命」這件事情在他的認知當中只是一件類似於完成某階段性生命里程碑之類的尋常事。換句話說，個人生命的存亡對他而言，也就不過就是一件再稀鬆平常不過的「日常生命過程」， 所以那句「會被判死刑」似是說得過於輕巧也無傷大雅。(*註1)
倘若上述推論成立，面對類似像本案鄭嫌這樣的理智犯罪人，堅持應當求處死刑的用刑思維，正巧提供了一個在肇事責任承擔者個人理解中完全便宜行事的卸責形式。瘋狂殺人這樣的脫軌舉動深深刺打在這個社會常倫意識的最痛處上，但多數人認定具備嚇阻效果的主張卻連一點搖動加害人內心軟肋的效果都沒有，吹捧死刑以求安心無異於掩耳盜鈴般天真無邪，想要逞兇力威最後還只換來作繭自縛。主張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命償命的邏輯其實完全自我矛盾，說要嚇阻哪個十惡不赦連續殺人的兇嫌也不過在用自己內心的恐懼嚇嚇那個永遠只能當個乖乖牌的自己罷了，自以為一報還了一報，若真設身處地為他人想想如何給個迎頭痛擊，又怎麼僅僅選擇一個對對方而言如此平淡無奇的「復仇」呢？
主張廢死論者常言「死刑絲毫不具備嚇阻犯罪效力」，撇開數名死囚日前不久才被這個國家機器粗暴地送上了奈何橋也沒能阻止本次慘案發生不談，單由本案案主犯行狀況觀之著便覺得而管窺部分其所言成因。倘若懲處犯罪的法規不是將罪人生命的終結奉為最高圭臬，反而將每個重大用刑個案視為不同研究個體特化處置，在差別待遇隙縫中製造巨大而未知的多元恐懼，也許更能發揮刑法作為治安維繫工具的效力也不一定。（*註2）

也許窮其一生活著就是為了明白如何與愛告別
在捷運站月台這種大庭廣眾之下掉下眼淚
實在是件人生之中不可多得的因緣際會
當時正打著簡訊想跟他道歉與道謝

 
近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分別將「婚姻平權＋伴侶制度＋家屬制度」之民法修訂草案送進立院審付評估，目前「婚姻平權」之草案已通過一審預備進入下個階段的立法討論。此事攸關多方勢力的權衡競合，單就代議民主能夠給予的影響範疇根本有限，而權力與利益之間的連帶關係未曾脫鉤，且從「百善利為先，萬惡權獨尊」的政治生態看來，三套法案在實務上的推行似是難以樂觀其成。
為此，以聖經信仰為首的保守勢力大動作號召了反方的連署行動，強打保護「一夫一妻」制度等同於「守護家庭價值」的名號，透過並不符合修法事實的「性焦慮煽動」及「情緒性恐嚇」話語，使用製造法案和社會安定對立命題的虛偽手段，腳踏當今政治現實中對於「非正典文化實踐」的既存恐懼和道德恐慌，試圖取得本次家庭價值攻防作戰的優勢位置。護家盟派系所主導的社會運動，無非是用笑裡藏刀的霸凌行為來訴求鞏固獨厚生殖性結合、剝削情感勞力的婚姻制度，繼續以聖善天龍人的姿態振聲疾呼自己就是那個殘害全體非婚單（親）身者與其他非異性戀者的猖狂結構性幫兇。
砲擊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法案的戰線同時從另一頭的光譜極端熊熊延燒，長年以「運動的媒體」之名為邊緣弱勢和社會運動發聲的媒體苦勞網串聯來自左翼酷兒學派的批判聲浪，分道揚鑣地從「毀家廢婚」的立基著力，意圖開展台灣在地同志運動從最早期開始便彷彿始終堅持與邊緣底層同在的前進路線，認為改變有限的體制必然致使受迫邊緣主體所面臨的壓迫結構更加牢固，更惟恐這樣的改變導致邊緣群體「被空間、文化縉紳化的浪潮給掃除乾淨。（引用自苦勞網《不婚不家六問六答》）」拆解婚姻／親密關係的家國想像並訴求體制性回歸個人實質權益自主遂成了未來社運的政治理想，全盤否定並推翻階段性制度改革的激進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