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分別將「婚姻平權＋伴侶制度＋家屬制度」之民法修訂草案送進立院審付評估，目前「婚姻平權」之草案已通過一審預備進入下個階段的立法討論。此事攸關多方勢力的權衡競合，單就代議民主能夠給予的影響範疇根本有限，而權力與利益之間的連帶關係未曾脫鉤，且從「百善利為先，萬惡權獨尊」的政治生態看來，三套法案在實務上的推行似是難以樂觀其成。
為此，以聖經信仰為首的保守勢力大動作號召了反方的連署行動，強打保護「一夫一妻」制度等同於「守護家庭價值」的名號，透過並不符合修法事實的「性焦慮煽動」及「情緒性恐嚇」話語，使用製造法案和社會安定對立命題的虛偽手段，腳踏當今政治現實中對於「非正典文化實踐」的既存恐懼和道德恐慌，試圖取得本次家庭價值攻防作戰的優勢位置。護家盟派系所主導的社會運動，無非是用笑裡藏刀的霸凌行為來訴求鞏固獨厚生殖性結合、剝削情感勞力的婚姻制度，繼續以聖善天龍人的姿態振聲疾呼自己就是那個殘害全體非婚單（親）身者與其他非異性戀者的猖狂結構性幫兇。
砲擊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法案的戰線同時從另一頭的光譜極端熊熊延燒，長年以「運動的媒體」之名為邊緣弱勢和社會運動發聲的媒體苦勞網串聯來自左翼酷兒學派的批判聲浪，分道揚鑣地從「毀家廢婚」的立基著力，意圖開展台灣在地同志運動從最早期開始便彷彿始終堅持與邊緣底層同在的前進路線，認為改變有限的體制必然致使受迫邊緣主體所面臨的壓迫結構更加牢固，更惟恐這樣的改變導致邊緣群體「被空間、文化縉紳化的浪潮給掃除乾淨。（引用自苦勞網《不婚不家六問六答》）」拆解婚姻／親密關係的家國想像並訴求體制性回歸個人實質權益自主遂成了未來社運的政治理想，全盤否定並推翻階段性制度改革的激進可能。
長期以左翼批判視點關注邊緣少數主體發聲的苦勞網記者王顥中於系列導言明言指出，異性戀家庭的父權型構在近代歷史發展中如何與資本主義霸權共謀，進而旁徵博引地批判了家庭制度與國家機器攜手同造的剝削結構，一方面振聲說明毀家滅婚後方能對症下藥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有意識地拋下了從此取徑未來可期的未知烏托邦想望。
針對伴侶盟自詡與「毀家滅婚」同一陣線的終極社運立場，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洪凌於苦勞網發表的第二篇【想像不家庭】專題中，以主攻「未辯證錯誤推斷」的犀利切入點，強調受迫主體的位置將因為新制面臨階級切割，進而致使「邊緣終將更加邊緣」或「越能自主越發消亡」的非正典新困境，鉅細彌遺地細數伴侶盟提及「新法制終將營造新世界觀」之滑坡謬論何之所以謂不可能。
由世新大學性別所研究生連柏翰提出的「不婚不家六問六答」則透過幾個不同角度的議題剖面將對話空間固著於「毀廢酷兒派」和所謂當今「同運主流派」的嫌隙所在：制度面改革若無根本性地備有面對邊緣主體社會困境的問題意識和立法精神，那麼如此推行的新制終將繼續鞏固加深現存的壓迫結構。跨性別者權益行動會的高旭寬則透過非屬「婚家」實踐的新興草根現實生活脈絡點評制度想像的不同可能，耳提婚家內部的既存迫害，面命婚家制度之非必要性。
單就目前幾多公開可見的資訊看來，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的確並沒有真正能被視為「激進」的運動主張和制度性實踐。婚姻草案的修訂即使補充了白紙黑字的反性別歧視條款，針對現行民法婚姻制進行「多元性別化／性別中立化」的文字修訂補遺，在通姦和亂倫尚未於刑法除罪化（且除罪後仍須擔負部分民事責任）的法治現實裡，未來就算「夫妻」改成了「配偶」，婚姻體制亦無法擺脫性保守的封閉架構，更無從在形式上體現挑戰父權專偶體系壓迫的非生殖性歪斜之可能實踐。
即便，伴侶制度的提案不奉性忠貞為圭臬，也好似打破「性＝生殖」異性戀優生霸權階級地不以性關係為合意相伴之法定前提，依然緊守「一對一」情感概念的親密關係架構，就算給予需求者最大屈伸空間的自發合約擬定權與關係自由解消保障，立意異於婚姻的情感自主實踐想像也難免仍在某種程度上因此受限。
家屬制度則以民法家庭篇為基礎，提出有別於「親屬」的「家屬登記」概念，提供看似非獨尊血親且以人為本的另類自由「成家」選擇（alternative），家庭人數與性別與婚伴與否都無嚴格限制的狀況下，以「同居關係」作為條件的法定關係建立仍在物質基礎面樹立了相當程度的進入門檻。因應上述修法條文加以改造的孩童收養相關規章對於遭到制度性排除的新型非正典政治身份擁有者來說自是遙不可及，「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相關權益個人更難以與縱容國家機器、怠慢完善社會照顧福利機制的幫兇政治責任脫鉤。
事實上，伴侶盟提出的三套草案確實分別有其不同程度的畫地自限和排他特性。存在於非異性戀／專偶正典境遇中的不固定、不穩定、不同居等情感／空間親密關係局外人，或者非一對一親密伴侶關係實踐者，乃至無法或拒絕進入親密關係的任何自然人，承載諸多異性戀專偶霸權「制度性＋意識形態」共構歧視重量的少數邊緣主體，即使在新制成功實行的未來也仍舊被置身於制度不友善的處境中。
令人詫異的是，即便左翼酷兒提出的作戰目標必然直接瓦解異性戀專偶霸權苟合情感勞動剝削之結構核心，除了針對伴侶盟草案的厲聲批判外，目前尚未有任何直接撼動保守勢力謀合制度性歧視社會結構的相關實質行動，亦無產出個人政治賦權革命的具體提案想像（只有大方向），是故無從肯認家毀婚滅後，原本就存在的資本主義剝削結構和公私領域勞動任務必將由此改變，是否致使上述狀況入侵新制帶來新形態惡性宰制的窘境，不低估資方軟硬實力的話倒是滿有可能一語成讖。
更引人質疑的是，深信毀家滅婚救世界的知識菁英論述往往滑坡理論地將「進入體制等同階級提升」視為理所當然，實則技術性地將全體婚家制度使用者預先置入扁平天龍化的想像之中，高捧謬然而生的體制性影響力，甚至逃避無論運行何種制度分明都存在著不同違章生態與相應壓迫的底層應對現實脈絡。從此分裂的維權運動路線輕視了非正典邊緣主體面對現行體制改變可以擴增與吸收的自由個體／群體能動量，貶抑或排除了婚家中人不分高低貴賤都應能與邊緣酷兒同在同謀的自主個體／群體能動性，顯然是根本沒有把組成家庭裡外的不同個體與形式差異乃至由此重構成家／成群／成人體質的社會革命潛能放進眼裡。
於是，在蓄意建構劃分的主流／非主流對立語境中，左翼酷兒難得未審先判地主觀否定了層次不同但進路相仿的社會革命彼此結盟，客觀看來到底很像自說自話緊接著自導自演；當異性戀專偶霸權既得利益者高舉旗幟繼續霸凌底層政治階層身份，當受迫之他者從來都是被論述自私挪用的他者，著實不易管窺婚家毀廢後的烏托邦何有何在。
具體回到最根本的命題切入，若要試圖解決體制外邊緣人所面對的體制性歧視，也就是怎麼改變諸如「小三」等等「制度性次等公民」面對體制性迫害的困境，一是透過修訂法律改變體制，二是消弭所謂的特權階級，當然這都必須以認清不同導體脈絡之權利事項作為根基，更不能不以解構保守意識形態既存歧視／打破情感想像與政治現實既定連結的思想再造為必要之基礎行動。
所有個人的權益都應該擁有平等完整的體制保障，這可以不和人人在體制上得擁有伴侶／配偶／家屬關係相關法律庇護這件事情互相衝突，就像是伴侶／配偶／家庭制度並不應該對體制外「個人」權益產生壓迫或者侵害。兩者道不同仍彼此相合的共生共進狀態似是較能夠帶來更加面面俱到的政治資源分配，進而達成「完善法律體制」並「消解特權階級」的終極平權目標。
階段性地共同面對相關法制的不友善，邊緣受迫主體能在新草案成功突圍的不同社會語境裡，得到更有力的話術、更具體的集結和更明確的對話對象以利提倡更多體制內的充權法案增訂補遺。透過變得更加寬鬆的法規，受迫主體確實得更輕易找到不過於改變自己、逢迎體制尚能從中探索破口、自我培力的相對活路：若能將伴侶盟三合一草案的推動視同對抗代議民粹多數暴力結構的重要過程，強調少數底層邊緣個體民主賦權連線的貧窮同志參政團從此經歷汲取養分培植勢力實非壞事。
根據上述幾點陳述，循序漸進的毀家滅婚／酷兒平權約莫正是如此。就筆者個人看來，這種滿是河蟹的運動想像也挺不賴的。成事未必在天，但謀事總是在人，期待伴侶盟民法修訂草案所引發的爭議不斷，僅止妄想一步登天或許終究難成一事，但願我們都能一起繼續生產出更多的反省跟思想，找到通往未來臥薪嘗膽卻無可限量的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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